【观影】《暴雪将至》：我姓余，多余的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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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张宏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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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刚刑满释放的余国伟，满脸苍老木讷，在辖区派出所登记备案，填表交钱，办理新的身份证。
民警问他叫什么，他毕恭毕敬地回答：
“余国伟，余下的余，国家的国，伟大的伟。”
民警再次问他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他犹豫一刻，回答：“多余的余”。
这，就是2017年11月份上映的国产影片《暴雪将至》开头的第一幕，豆瓣评分7.0。
扮演余国伟的段奕宏，因为在片中异常精彩的演出，一举摘得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奖项。
01
（下文有轻微剧透）
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97年，湖南长宁，一家国营钢铁厂。
余国伟，一名国营钢铁厂的保卫干事。工作认真负责、经验丰富、逢盗必破。
一天，他们工厂附近发生了杀人案。
在接到公安的电话后，他第一时间骑着破烂的偏斗摩托跑到现场，斗志昂扬地询问办案警察“没耽误事吧？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”
警察却漫不经心地告诉他，“如果不是我们人手不够，也不会叫你们过来。你留在这儿，别让闲杂人等进入现场。”
当天，“担心错过破案黄金时间”的余国伟，主动召集厂子里所有案发时不在工厂的职工，集体到刑警队做笔录，却被刑警老张斥责为胡闹。
余国伟不甘心，小心翼翼地跟在张队长身后，俯身问道，“人都带来了，要不做个笔录？”老张头也没抬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示意余国伟出去。
一天，余国伟看到张队长的车在街口，马上跑过去赔笑着搭讪：“张队，需要我们配合什么？”
张队长冷冷地回一句：“不需要！”
余国伟再次赔笑地问：“我没打搅你吧？”
依旧是冷冷的三个字：“打搅了！”
大雨中，刑警队年轻的警察坐在车上，余国伟费力将双手伸进只摇下半个车窗的车内，给对方点烟，但一次性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着。
那个年轻警察盯着他，满脸鄙夷地警告到：
“你记着，以后守点规矩，别没大没小的，要知道自己是谁。”
然后摇起车窗驾车而去，留下大雨中站立在破偏斗摩托旁，哑口无言的余国伟。
这几幕对话场景，展现出了余国伟的工厂保卫干事那企业职工身份，遇到国家正式编制的警察时，他天然怯场、低人一等的自我意识。
他在厂内处处受人尊敬，在厂外却得不到认可。这种落差，也是他内心极度渴望进入体制的现实原因。
许多类似的细节，生动地刻画了余国伟在既想主动协助警察，又因为过多插手插嘴而遭受对方轻视的尴尬处境中，小心翼翼地扩大自己的身份认同空间。
02
在余国伟看来，“身份”这个词，确实是他心头的痛。
他渴望自己的专长得到发挥，身份得到认同；也渴望进入体制内，得到国家的认可。
尽管他嘴上对同事说：“凡是都有定数，别瞎惦记。鸡头凤尾分不清吗？”但他知道，他有现成的榜样：轴承厂的老马，就破格调到了公安局。
在他看来，如果想进入体制，就必须立大功。如何立大功？就是需要破大案。而发生在自己厂子附近的连环杀人案，就是他最大的机会。
于是，他利用自己的全部精力，包括抛开本职的工厂保卫工作，盯梢、取证、调查，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抓住凶手。
他骑着自行车，驮着被绑住双手的助手，想搞清凶手如何将受害人带到案发现场；
他到灯光球场四处溜达，打听关于凶手的线索；
他在厂区爬天梯、钻火车，拼命追赶意外出现的凶手，自己却差点被凶手勒死；
他在小镇中心租下理发店，让女朋友燕子开理发店。自己却天天躲在街对面观察盯梢，试图通过不知情的燕子引出好色的凶犯。
余国伟如此拼命追凶，但在查案的过程中，他却遭受连串打击：年轻助手摔成脑出血后死亡、工厂破产他被迫下岗、燕子发现他的真实目的后，跳桥自杀。
临死时，燕子对余国伟说：
“我都醒了，你还在做梦。”
当余国伟失去一切时，他已经疯狂而毫不顾忌。
他将一个自认为嫌疑最大的人抓到凶案现场，殴打逼迫对方承认杀人。结果对方被打至重伤，余国伟自己最终也被判刑入狱。
一个大时代变革中的小人物，被卷入其中身不由己地随波浮沉。余国伟试图得到张队长的认可，得到国家的承认，试图进入正式编制的公安局。但时代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
03
整部影片的场景中，都在下雨。
这不是夏天的雨，而是湖南冬天暴雪将来前的大雨，有一种刺到骨子里的阴冷。如同整部影片的基调：灰暗、冰冷。
影片将凶残的连环杀人案的案发时间，选在1997年，也别具深意。
对于许多国企老职工来讲，1997年的国企改革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下岗、意味着再就业、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而前途迷茫。
那是一个压抑与痛苦的时代；是一个只需两三万元就可以将你一生买断的时代；是一个老职工瞬间失去收入和养老保障的时代。
在1999年春晚小品《打气》中，小品演员黄宏号召国企工人为国分忧，主动下岗，“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！”
歌星刘欢甩着长发，豪迈地唱到“看成败，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！”
可是，对于一生都奉献给企业的老职工来讲，他们的前途与命运，却远不如小品和歌曲那般轻松。
“那些国企工人，为企业奉献了青春，建起了厂房，搬来了设备，到头来却以很低的几万块钱将工龄买断回家，土地、厂房、设备由此都成了他人所有，与自己无关。这是极大的不公。”（经济学家厉以宁语）
影片中，也有一段情节，讲述了一个下岗职工，在家呆了好几年，夫妻关系紧张，最后因琐事将妻子杀死在家中。被抓获后，凶手失魂落魄地在警车里喃喃自语：“别带我走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不想走！”
张队长也若有所思地自问：“家本应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地方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现在究竟是怎么了？”
影片中一笔带过的这条故事线及台词，也隐喻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政策，对成百上千万下岗职工人生带来的毁灭性冲击，以及下岗职工对于自己工作一生的企业，痛苦地留恋与不舍！
04
有人说，这部影片结构拖沓温吞，剧情空洞不合理，唯有段奕宏的表演，独自一人撑起了整部影片，东京影帝当之无愧。
在工厂举行的年度表彰大会上，他作为先进代表讲话，那因紧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面部肌肉以及僵化表情，完美呈现人物内心状态。
每一次见到刑警老张时，余国伟既想表现自己的破案特长，又怕越界遭受队长呵斥的微妙纠结心态，通过段奕宏的表情与肢体语言，亦完美显现。
在我看来，本片作为导演董越的处女作，整部影片前后风格统一，充满隐喻，能引起观众从不同角度的多重解读，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。
我就是看过影片两遍后，才发现了许多埋藏在影片细节和只言片语的台词中，导演布置的线索。
这些线索观众单独接触时，毫无特殊之处，但将之前后串联起来，你就会发现众多隐喻的特殊含义及精彩之处。
比如，豆瓣网友“迷开狼”认为，“影片有几个场景衔接不顺畅，关键人物出场突兀。整部影片其实都是患有精神分裂的余国伟梦境的展现。现实中余国伟渴望进入体制，做一名真正的警察，因此他希望在警方也无能为力的连环杀人案中一鸣惊人，但却在自己的幻觉中越陷越深，直到他伤人入狱，梦境方才崩塌。”
这个对影片的另一种解读角度，联系前后种种细节，居然也可能在逻辑上成立。
05
影片结尾，刑满释放的余国伟听说厂子要爆破拆除，修建高档住宅区。于是重新回到破败厂子的大礼堂，试图回忆当年的时光。
那个他曾经披红戴花上台领奖的荣耀之地，如今却破败不堪、蛛网丛生。
一个端着食物盆给狗喂食的看厂区的大爷，诧异地问余国伟，“你是哪个车间的？我怎么从没有见过你啊？”
余国伟解释，“我原来是保卫科的，1997年就站在这个台子上评的劳模。”
老人疑惑地反问：“一看你就不是这个厂的。保卫科没效益，评劳模从来不会给保卫科。1997年？谁还有心思评劳模啊？”
镜头中，余国伟苍老的脸庞充满困惑与哀伤，泪流满面。
回看影片余国伟当年领奖时的镜头，舞台设备意外损坏，导致漫天飞絮。这个亦真亦幻的场景，结合影片结尾处的意外反转，的确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疑惑与思考空间。
究竟，余国伟那领奖的荣耀时刻是真实的？还是现在厂区的破败之景是真实的？
难道，他在这个国营钢铁厂所付出的青春与岁月，所经历的哀伤与荣耀，都只是一场幻梦吗？
这个问题，可以看做是看门大爷向余国伟提出的，可以看做是影片向观众提出的。
亦可以看做，是所有下岗工人，向那个时代提出的。
诚如余国伟在片头回答民警的问话时说：“我姓余，多余的余。”
九十年代的国企职工，莫非真的成为了那个时代多余的人？
影片最后，余国伟坐长途大巴车回家，车却坏了。一车人被困在破旧的大巴车上，四顾无语，茫然无措。
车窗外，漫天飞雪飘然而至。
本文配图：豆瓣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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